？”陈铭枢问。

　　蒋介石嗯嗯两声后不以为然的说：“道听途说不足为信，至于罢工，还是按照广州那样，李任潮（即李济深）在广州就处理得很好，现在重要的是军事，一切都要为保证军事胜利让步，工农不起来不好，起来了管不住也不好，这个…，你要把握好。张弛有度才行。”

　　陈铭枢还是不得要领，不过现在也只好这样了，张弛有度？陈铭枢决定先看看再说。

　　总的来说，蒋介石对武汉之行还是很满意的，唐生智被他压住了，武汉没有交到八军手中，第四军初步分化了，张发奎和陈铭枢的态度产生了微妙差异，更重要的是打消了第四军与唐生智联手的可能。

　　不过在他返回南昌的路上，却接到联席会议和鲍罗廷的电报，告知联席会议决定暂不迁都。显然邓演达的广州之行未能达到目的。

　　鲍罗廷对蒋介石的意图洞若观火，武汉比广州更适宜作为革命中心，这点毋庸置疑，但鲍罗廷认为这个时候迁都会助长蒋介石的气焰，对抑蒋不利。

　　中山舰事件和随后的整理党务案给了[***]以沉重的打击，二中全会通过的几乎所有决议都对[***]不利，对这种情况，无论是鲍罗廷还是[***]都无法满意；二中全会之后国民党内逐步形成的蒋介石一家独大也让国民党内的部分人感到不满，这些人中有孙科、顾孟余、徐谦。鲍罗廷对这些情况很清楚，因此他在其中巧妙调度，两派人士逐渐靠拢，这才促成联席会议的召开，而鲍罗廷的最终目的是要恢复中山舰之前的政治局面，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与国民党左派联手控制中央。

　　邓演达在联席会议上宣读蒋介石的信之后，尽管张静江竭力劝说，蒋介石精心挑选的谭延恺也保持沉默，谭延恺虽然圆滑，但在这种高涨的形势下他也颇受感染，在这个问题他打算按照自己的主意办。

　　他认为认为军事行动没有结束就不应该谈迁都的问题，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目前并非十分巩固，可复的各省可暂时由各省党部管起来，这样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谭延恺一保持沉默，张静江孤掌难鸣，大会未经辩论就否决了蒋介石的迁都提议。随后徐谦作的《国民会议召集决议案》和谭延恺作的《国民政斧发展决议案》则获得一致通过，在后一个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国民政斧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斧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以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斧仍暂设于广州。”

　　蒋介石接到电报时正在返回江西的路上，他有些迷惑也有些生气，摇头叹息的对蒋先云说：“北伐已经到有进无退的地步，吴佩孚苟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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